“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曹植《洛神赋》

《洛神赋》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辞赋名篇。此赋虚构了作者自己与洛神的邂逅相遇和彼此间的思慕爱恋，洛神形象美丽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由于人神道殊而不能结合，最后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全篇大致可分为六段：第一段写作者从洛阳回封地时，在恍惚之际看到洛神伫立山崖；第二段写洛神容仪服饰之美；第三段写作者爱慕洛神既识礼仪又善言辞，虽相互赠答，但担心遇合受阻；第四段写洛神为“君王”之诚所感后将来而未至的情状和举动；第五段写洛神来临扈从之多，终以人神道殊，含恨离去；第六段写洛神去后作者对顾望思慕不忍离去的深情。

相传，曹植所作《洛神赋》中“洛神”的原型为甄洛（甄宓），甄洛原为袁绍之子袁熙的夫人，生得倾国倾城，多才多艺。在曹操攻破邺城之时，曹丕只向父亲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娶甄洛为妻。曹丕既有心计又有雄才，成为政治上的赢家，不仅赢得了王位，更得到了美人。曹植虽同时见到甄洛并一见倾心，可惜只能思之慕之求之不得，伤心欲绝，于是作了《洛神赋》以抒怀，全赋辞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情思绻缱，若有寄托。其中描写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这也可以看做魏晋服饰风格的写照。

魏晋时期服饰的特点总体是较为宽博，飘飘欲仙。不拘泥于人体形态的具象刻画，讲求象外之意。其实“宽衣博带、飘飘欲仙”正是一直以来中国服装的风神之所在，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一直是意境和情思，在服装上也寻求不着痕迹的超逸灵动。

  一、“ 广袖拂红尘”—— 魏晋服饰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约3世纪初至6世纪末，是我国历史上充满动荡、战乱频繁的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艺术等，都经历了转折。这个时期一方面战乱频频，几无宁岁；另一方面南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大大增加，无论生产技术还是文化习俗都出现了一个空前大融合的时期，促进了服饰的多样化和款式的变化。此外，魏晋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传播与玄学的兴起，打破了以往儒家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些都对此时期的服装风格产生了影响。因为纷争的外界环境，此时的人们更加关注内心的感受，因此出现了风骨、风韵、生气、情致、神、真、韵、秀、高等美学命题。

魏晋的士人崇尚清谈，他们“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宽博的服装。魏晋的服装具有一种飘逸的色彩，这和它宽松的造型有关，其中一些款式可以称得上是****的代表。魏晋时期的士人喜欢穿大袖宽衫，宽博的衣身与大大的袖子给人以足够的活动空间。衫有单、夹二式，此外，还有一种以多层布帛制成的复衫，质料有纱、布等， 颜色一般较为素雅，以白色为多。除了普通的服装，文人中甚至还有穿以鹤的 羽毛制成的大氅的，这种鹤氅，既可以避风雪，又具有一种飘逸之风。东晋王恭“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 此真神仙中也！’”

魏晋女子的服装有衫、袄、襦、裙和深衣，还有披在身上的帔。上衣较为宽博，《玉台新咏》中有这样的诗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深衣在此时有一些变化，就是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叠叠，并在围裳中装饰数条飘带，层叠的裙摆加上长长的裙带，飘逸出尘。帔一般指的是披在肩背部的服饰，《释名·释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 这种服饰对于塑造魏晋时期女子飘逸的形象很有作用。南北朝时期妇女内穿一种叫圆腰或抱腰的贴身小衣，这种衣服只有前片，上面两角用带子系于脖颈，下面两角用带子系于腰后。此时女子所着之履的材质有丝、锦、皮、麻，鞋面上或 绣花，或嵌珠，或描色，一般比较轻巧。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等等，便是形容那一时期女子步履轻盈、飘然若仙之姿的美好词汇。

二、魏晋对男性的审美

魏晋的审美，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对男性的审美，所有的美的判断都是为男子所定的，同时对男性的审美也集中在了两个词“阴柔”与“迷离”。而这么一种审美观最直观的表述便不得不提《世说新语》，在《世说新语——容止》中对“美”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与流派的划分，虽有风度翩翩和英俊彪悍的传统男性审美，但更多的是肤如凝脂，唇赛点朱的美男，即美的第一要义为“阴柔”！《世说新语》中就提到：何晏（字平叔）姿容仪态很美，脸面极白，魏明帝怀疑他搽粉。（当时）正是夏天的月份，就（叫他来）给他滚烫的汤饼吃。吃完以后，（何晏）大汗淋漓，（就让他）拿红色的衣服自己擦汗，（结果发现）他的脸色更加白净了。肤如凝脂的原因也许可以归纳为魏晋时期人们吃药石（丹药）的缘故，在魏晋时上层社会有个奇怪的习惯——吃五石散，其成分大概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由于这几种药石的成分多含毒，吃了这药之后面色呈现出苍白之色，也就成了肤如凝脂一般。据说第一个吃药的，也就是掀起吃药潮流的是何晏，何晏是何许人呢？他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小白脸”。相传他是何进的孙子，其父早逝，曹操纳其母尹氏为妾，何晏因而被收养，为曹操所宠爱。少年时以才秀知名，喜好老、庄之言，娶曹操女金乡公主。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未被授官职。明帝曹叡认为他虚浮不实，也只授予他冗官之职。正始（240年－249年）年间，曹爽秉政，何晏党附曹爽，累官侍中、吏部尚书，典选举，封列侯。高平陵之变后与曹爽同为为司马懿所杀，灭三族。由于何晏此人擅长空谈，为人浮夸，没什么实际能力，曹丕等曹操的亲生儿子极为看不上他。因此他长时间没有任何有实权的官职可做，便时常与一些王公子弟聚会。后来贵族阶层在他的带动下吃药的景慢慢多起来了，且因为这药价不低，且并不是日常必需吃的，慢慢竟成了上层社会的时尚。自然面色白皙也就成了那一时期对男性的审美追求。

由于吃丹药之后会出现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且药后的发冷必须要：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将冷发散出去，也就名曰“散发”，也就会导致魏晋多袒胸露臂之人。魏晋人士（依旧男士）衣着承汉制，但在汉服的基础上不停地加宽加大，且不穿鞋袜而穿屐。细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因为吃药之后，皮肤易于磨破一不小心就会在白皙上面再添一些红润，为了防止皮肤被磨破，自然吃了药之后就只好把衣服加宽了，看上去如此不羁放荡，但其中的辛酸也只有当时的风流人士才能体会了。

三、中国传统服装美学根基

中国传统服饰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重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密切相关。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汉代的“天道自然”，魏晋南北朝的“得意忘象”、“气韵生动”，还是唐五代的“同自然之妙有”，宋代的“身即山川而取之”、“身与竹化”，这些美学命题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此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思想，在于“文质彬彬”，在于“不饰于物”，甚至在于魏晋时期的“解衣当风”。这和东方的思维和审美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在神话传说时代，人类就有了衣服。《周易·系辞》中有这样的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到商代时期，商代人们已经开始用养蚕取丝的技术来制作衣服，商代的上衣下裳是我国最早的服装形式。古人对天地的崇拜也影响了古人服装的美学思想，上玄下黄的服装就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崇拜。上衣代表天，太阳未出的时候，天是玄色的，所以上衣的颜色是玄色；下裳代表地，土地是黄色的，所以下裳的颜色用黄色来表现。

中国传统服装美学一方面受到儒家礼教规范及伦理道德的影响，注重“美”与“善”的相似性，缺乏对人体之美的正视与研究，把服装审美创作看作传播教化、塑造人格、维护礼制的形象表征，遮蔽人体曲线，宽衣博带。儒家伦理道德克制私欲和人的本能愿望的影响，形成了清心寡欲，对自我约束的审美价值取向，突出服装的遮盖与装饰功能，忽略人本身的形体美。

另一方面，道家思想统摄式思维观照下，追求衣饰与人体在整体审美上的和谐。中国传统服装设计常充满诗意与情思，形成了偏重抒情、写意的美学特征。中国的传统服装不在于突出人体之美，而在于营造一种超越形体的精神空间、崇尚含蓄、委婉的审美意趣。服装与人体之间在整体审美上达到了一种和谐相称的关系，已经融为一体。人自身的形体特征被最大限度地淡化和消融，而服装的精神功能得到凸显。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说法最早出现于《易传》，《 周易· 乾 卦· 象 言》 云：“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北宋二程（程 颢、程颐）进一步认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汉代的董仲舒认为：“四时不同气，气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视代美而代养之，同时美者杂食之，是皆其所宜也…… 春秋杂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则当得天地之美，四时和矣。凡择美之大体，各因其时之所美，而违天不远矣。”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衣文化上就是人与衣的和谐，因此以汉族为主流的封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追求的都是宽衣博带的服装样式——人与衣之间有着足够的空间，保持着一种距离与和谐。

注：汉服不是指汉朝的服装。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汉衣冠、汉装、华服，是从黄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末清初），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文化为中心，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赛里斯国的体现，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